“不得病”根治“看病难”——健康专家畅谈大众健康科普

　　百姓“看病难”已成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、焦点、难点之一。
　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果，经济发展，收入提高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人口期望寿命增长。而目前，不良生活方式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。
　　据《2008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城乡居民十大死因超九成（93%）；十大死亡病因都与生活方式高度相关；恶性肿瘤、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位列三甲，致死超过三分之二。
　　 而更严峻的挑战是慢病患者成快速增长趋势。据《2009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09年我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4.9亿人次，居民年平均就诊4.2次，较上年增加5.9亿人次（增长12.0%）。各大医院人满为患，人群聚集量超过其他所有公共及商业场所。2008年卫生总费用达14535.4亿元，人均卫生费用超过千元，并逐年增长。
　　“看病难”根本原因是病人多，患病率高（医疗资源不足或不平衡是现实，不是原因）。而”看病难，看病贵“的那些病九成是慢病，是生活方式疾病，是不容易得的病。科学、本原、自然的生活方式下，现有主要慢病至少能减少一半以上。
　　我们用“不得病”的逆向思维提法，提高公众的关注度，引导公众注意导入科学、自然的生活方式。正本清源，提高百姓对目前慢性疾病的认识和重视，同时导入人们自然、释然、泰然的生活态度。避免对健康以及养生的急功近利的诉求。在外界经济高速激荡式发展的环境下，逐步从内心回归自然与平和，避免被“伪科学”忽悠。

　　不得病，像我们的祖先学习--陈冬牛，《药物与人》杂志社长

　　看病难已经成为当前我们社会的三点：热点、焦点、难点。政府不是不作为，政府一直在努力，卫生口，甚至国务院、党中央都在做医改的努力，但是几套方案评来评去，还都是围绕医院改革不够、医疗费用过高、药价过高等话题。实际上根本的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少得病，不得病。
　　目前我国疾病死亡的原因中，十大疾病占到93%，九成以上都死于这十种病，而这十种病基本上都是属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，特别是前三种：恶性肿瘤、心脏病、脑血管病。
　　我们发现，实际上这些病哪一种都不是那么容易得的，都不是说出门一着凉感冒了，哪怕SARS突然间来了，但是它也不是容易得上的。SARS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这些慢病来讲要小的多，而这些慢病每个病都需要个5年、10年甚至20年的发展。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得了？根本原因就是生活方式，所以我们今天提这个“不得病”的概念，就是想让老百姓从另一个角度了解，得这些病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并持续多长时间。像洪教授给我们讲过，患上高血压要九大因素，比如说多盐、抽烟、肥胖等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，还要持续很长时间，才能导致这个人患上高血压。
　　反过来讲，这些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祖先自然传下来的，我们自然的、健康的生活方式——日常的起居、合理的膳食——《黄帝内经》里几千年前已经有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了呢？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是说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而是让大家能够回归自然，回归本原，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“不得病”概念最初的立意。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，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，更贴近百姓生活，做一个持续的、全国性的、逐步的生活方式辅导。
　　我们今天搭建这个平台把大家围在一起，就是想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到一个地儿，这个地儿就是大众健康科普，让老百姓真正能够把“不得病”这件事解决了，然后“看病难”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

　　政府有责任来支持健康教育--王陇德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，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

　　我们考虑提出来这样一个“不得病”健康工程，主要原因是慢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最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国家多年来忽略了健康教育，世界卫生组织30年前就提出：健康教育是初级卫生保健的首要任务。但是30多年来，这个首要任务基本上没有实施，而且从政府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讲，也不认为这是政府责任。即便到现在，可以说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支持的力度还是不够。从政府专门列专项来支持健康教育基本上很少。
　　我们很多专业人员很愿意做这个事儿，可是没有力量做。所以我们前一段在《健康2020战略研究》当中明确提出应该设立健康教育的专项。一方面要设立专项，另一方面还得组织社会的相关力量。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单靠政府也不行。像陈社长提出的这个问题，这项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路，我们大家集思广议看看怎么去做。主要是做两个方面的事情，一方面是出一些科普书，另一方面要进行一些科普宣讲。宣讲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式，和群众面对面地来交流。
　　慢病控制的健康教育，要从二级预防入手，这个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、更多的他们的亲友加入这个队列里。慢病的生活方式保健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时间比较长，看出效果来相对滞后。但是现在具有危险因素的人从这儿入手是很重要的。另外，这样做还能够尽快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、伤残率，我们现在做脑卒中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就是从这儿入手的。

　　让健康成为未来发展的全新基础--洪昭光，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，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所长

　　目前，我们国家的公众健康素养为6.48%，科学素养为3.27%。我们建国已经60多年了，国民科学素养才3.27%，就是说我们国家96.73%的人没有科学素养，93.52%的人没有健康素养。我们很多地方都已经在世界领先了，奥运金牌、外汇储备、GDP……很多都是世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可卫生状况呢？只排在144名，比中国男子足球的世界排名还靠后，足球从79名掉到81名，后来掉到111名，而卫生状况只排在144名，卫生比足球还差几十名。
　　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主要还是政府没有把百姓的健康放到位，没有放到应该有的位置。2010年3月份，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经过国会辩论后通过了，那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说，让健康成为美国未来发展的全新基础，新的时代开始了。他认为健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。
　　目前我们国家健康教育的问题是，专家个人行为没有什么力量，专家个人绝对不行，民间也不行，所以说半官方很重要。但是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官方，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，公共卫生不靠政府，就像修马路修铁路，这是国家公共的，你靠一个个人来修高铁吗？这是国家的事情。SARS来了靠医务人员上去？那必须胡锦涛上来，这是公共的事情，这么重要的公共预防那必须靠政府的力量。
　　同时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让健康科普教育更有生命力，这个生命力在哪？就是让百姓真正听了就懂，爱听，而且真正做到“信、达、雅”。
　　高科技必须傻瓜化，我看现在的好相机还是卖不动，单反式的一台几万元，那个数据、光圈数据复杂极了，百姓掌握不了。只有傻瓜相机可以，一看人头在里面你一按就可以。高科技如果不傻瓜化，那谁也不懂。还有就是新观念本土化，外国观念再好，马列主义多好啊，必须跟中国实践相结合。为什么医改改了这么多年没有改好？关键就是脱离百姓，脱离医生，医生不关心，医改的主体不关心。
　　总之一句话，做好工作既要有高深的理论，还得根据百姓的需求，我想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科普工作就能做得很好了。

　　“不得病”的三级防治 一个都不能少--向红丁，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，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主任

　　我觉得大家说的非常充分，确实防治是非常重要的，预防是特别重要的。我介入防治最早是1992年，我翻译了世界卫生组织一本关于慢病防治的书，提到了三级防治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　　当时就提出一级防治是不得糖尿病，二级防治是不得并发症，三级防治是不残废。这个概念有什么好处不用说了，又省钱又少受罪，而且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，健康素质只是综合素质的一个方面，健康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素质的提高。
　　另外就我们来看，防治概念中的每一级的治疗都是下一级的防治，就糖尿病来看，预防糖尿病是一套东西；治好糖尿病，预防并发症，这也是一种防治。然后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来预防残废、早亡这也是一种防治，所以说我们的健康教育范围非常广，讲起来也可以非常生动，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。

　　建议把健康教育纳入医改--黄光民，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专家，北京社区卫生协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，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副所长

　　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是对疾病的产生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。它和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往前移。
　　我觉得今天的论证会上应该有两个层面的东西：一个层面就是有预防医学会王部长参加了，在给政府建言方面是一个层面，因为并不是说依靠一个民间组织就能解决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。
　　刚才很多教授都提到了，就是健康教育能不能纳入医改这是很关键的问题，要给政府去建言，包括健康教育纳入医改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，随着这种地位的确立要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。比如说参加的人员，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，职称的晋升、待遇问题、工作量的安排等很多东西。对政府建言来说，健康教育应明确纳入我们国家整个卫生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，才能真正地使卫生工作的重心前移。
　　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技术环节的问题，它困难主要是困难在前面的环节，给政府建言，并能够让政府关注这样一个健康教育工程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自己运作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有困难的，看这个工程做的有多大，要是范围很小去做试点这个也不困难，比如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丛书、讲座等等。从技术层面来看我觉得可行性还是比较大的，就是规模不能做得很大。
　　我觉得还应该回到政府层面，要是没有政府支持，就靠我们一个民间组织，即便有王部长支持、有预防医学会的支持，如果不从系统工程来考虑的话也将会事倍功半，就是很辛苦搞了半天以后，也没有太多的社会效应。
　　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，要把各级的立志于做健康科普的人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，比如我在这个地方讲完以后，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再办个培训班，把资料留下来，我们走了以后还有人在不同的层次去讲，然后还有光盘不断地去放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坚持下去了。

　　健康科普不能等 危险人群更需要--顼志敏，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药理中心主任医师，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实验室学术带头人，中华全科医学分会委员

　　健康科普工作既是一项事业又是一项产业，国外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还好一点，我们中国这个领域还是一个计划经济，根本没有市场化。但是我们不能抱怨，你等等不来，还得干，我们作为一项事业想干这件事，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积德行善的大事儿，必须做这件事。
　　我提几个建议，一个是改变政府思路。观念最重要，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健康，那个GDP再高没有用，那一大堆瘫的、残的会拖垮国家经济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　　第二个是利用现有的资源。其实今天王部长的出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因为王部长虽然退了，但是还是在位的，因为院士不退休，他目前昌全国人大常委，两个协会的会长，一个是预防医学会的，另一个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，他的战略头脑非常好。我最近跟王部长做了一个脑卒中防护工程，我觉得几个平台对接最重要。我们现在说两手都要抓、两手都要硬，不光抓职业病和环境卫生，还要抓慢病的预防，但是慢病的预防必须跟医院接轨，这就是我四年前讲的“322工程”，切入点就是抓危险人群。就是说已经到了得病的边缘了，这个人群特别重视健康，同时这个人群也是社会的栋梁。